沃兰德 2008-6-23 15:53
吕大乐﹕锲而不舍还是政治恶搞？
2008年6月23日
【明报专讯】Don't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在现实生活里却往往未能按此办事。近期有关副局长、政治助理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
政党、意见领袖，以至新闻媒体对整个政治问责、政治任命的概念有强烈意见和反应，这我可以理解。在目前香港那个尚未完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政治问责、政治任命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没有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的配合，所谓「政治班底」便注定缺乏说服力，根本无法令人相信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甚至是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人才，会突然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并且为了实践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在一起，组成管治团队)，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问责、政治任命等概念完全没有意思，只要出现一个机会，便要抽后腿，「政治恶搞」一番。
必须说明，我对以曾荫权先生为首的政治领导层并无特殊好感，更无意为他们讲好话。现在因为任命副局长、政治助理的事情引起政治风波，受到围攻，多少说明这个政治领导层仍须「查找不足」，好好认识民情民意。这个领导层跟市民大众之间的「蜜月期」似乎已暂告一个段落，矛盾浮现，一个小火头亦会引起不成比例的强烈反应；对于这一个现象，我们或者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政府形象低落，在首7年的特区管治就曾经有过急滑坡的经验。至于在副局长、政治助理的人选当中，的确是有认识，甚至可以说是相熟的；但我从不担心，他们日后找工作会遇上很大困难，需要别人出手帮忙。
我想指出的是问题是，就算政党、意见领袖，以至新闻媒体对个别人士处事方式或在落实任命的具体处理有所不满，认为任命过程中应大大提高透明度，其实也没有必要以现时这种处理方法，不惜搬出一切可以用来攻击对手的论点(由「黑箱作业」到政治效忠、公开护照到纠缠薪酬如何厘定、揭个人背景到各种政治意图的联想)来发动批评，引发公众辩论；这一种看似好辩的作风，并不见得是政治的执着，也不是新闻的求真精神。有时候，它的效果只是损人而不利己，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把事情都搞得十分情绪化，而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
[b]城邦想法 毋须事事以国为先[/b]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社会，曾有过一种城邦的想法——这既是当时港人由暂居或过港的自我定位，转型至视香港为家、城市的身分认同，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愿望，希望摆脱以往国共两党争夺政权而衍生的国族政治框架，在香港这个殖民城市争取多一点市民的权利，拓展多一点市民参与的空间，实现有限度的社会改良。这种想法或许有其一厢情愿的地方(毕竟大环境是那仍然封闭的殖民制度)，但背后假设了这种城市观念不以民族主义或其它政治道德标准凌驾于其它原则之上来对待问题，而是以市民为本。当年这种强调市民、民间的论述，旨在反抗殖民政府的官僚系统。这种城邦的想法并没有很完整的连结为一套政治思想，多年来只是散落于不同形式的社会抗争或民间诉求之中，是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城邦的想法并不否定国家，只是认为不一定事事以国家为大、为先；按城邦的想象，跨国的城际联系较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为重要。在城邦的生活世界里，宏大的论述(如民族主义、政治忠诚)并没有一种人人不得不服从的地位。
当然，这种城邦观念背后，汇集了不同背景、利益各异的市民的期望和要求——有的恐共(最怕京官治港)，有的担心九七问题，但共通点是追求城邦式的政治自主与自由。
我认为这种城邦观念是香港政治的特色之一。可以想象，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套观点和由它而衍生出来的生活态度。长期以来，政治承担并不是香港人会挂在口边的概念；由亲中到亲英人士，工商界到民主派，大部分人在1997年之前都在「政治保险」上有两手准备。其中连长期爱国的亲中人士也有「政治太平门」的念头，的确是有点搞笑，但港人一向对此「政治现实」都只是笑笑而已，知道应该有点节制，不要随便算到祖宗、国家民族的宏大论述之上，更不轻易论忠诚，谈效忠。
简单的说，今次因任命副局长、政治助理而引起的政治风波，反对者是有打乱章法之嫌。政治问责、政治任命的安排于现政治制度下或有很多未能衔接和配合的地方，但它的出现也并非无因：如何组织领导班子、如何面对旧有政务官体系与人才的缺点等问题并不是无中生有。现在，基于不同的考虑，政党、意见领袖、新闻媒体对政治问责、政治任命的概念全面投石、放箭，只要可以令对手尴尬的论点(国籍、薪酬、选拔过程、关于个人的传闻、访问前政务官并由他们评论一个矮化政务官的新安排)全都搬出台，而且不停「移动龙门柱」，总是站在对面的立场来提出质问，这是锲而不舍？还是「政治恶搞」？
恶搞事小，反正特区政府自要面对；但恶搞过程中章法大乱，放弃了某些观念，则是损人而不利己了。
作者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