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曾经改变了红军长征原定的路线,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历史上称之为“黎平转兵”。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执行者实行错误的战略方针,导致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以及红25军也先后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们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迅速调集了40万兵力、几十架飞机,在赣南、湘粤边、湘东西、湘桂边构筑了4道封锁线,命令粤军、湘军、桂军和他的嫡系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和尾追。前3道封锁线,红军未经过大的战斗就通过了,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们把战略转移当成大搬家,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过于庞大,坛坛罐罐的拖累过重,行动迟缓,主力红军为完成掩护任务,行军、作战都显得十分疲劳,战斗损伤虽不大,但疾病、逃亡、散失减员都较多,部队仍然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据资料统计,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9700余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8600余人,共计损失2.2万余人。这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过了3道封锁线后就只剩下6.4万余人了。 中央红军突破3道封锁线后,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行动目标。按照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意图,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然后再反攻消灭敌人。蒋介石急忙调集15个师近40万大军,拼凑了5路“进剿军”,利用波涛滚滚的湘江,精心部署了第4道封锁线,沿江一侧修筑了很多碉堡,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从11月29日至12月1日凌晨,红军经过艰苦作战,庞大的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才渡过湘江。但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官兵被阻于湘江东岸,大部牺牲,这就是红军长征途中空前残酷的湘江血战。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到达湘江边时的6.4万余人,过了湘江全军只剩下3万余人了,损失过半。本来红军是有两次机会可以减少伤亡渡过湘江的,一次是红军攻占临武后,湘军刘建绪部还没有到全州,灌阳、汀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红军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扔掉那些坛坛罐灌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的,结果丧失了这宝贵时机;另一次是红军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之间的60里地湘江两岸后,在此区域有4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也已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160多里路,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少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红军战士抬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灌,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前后磨磨蹭蹭走了4天才到达湘江边,此时敌人已布下重兵扼守。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由西延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即改变军事部署,将其兵力向黔阳、洪江地区调动,布置一口袋形阵势,等待红军钻入而一网打尽,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北去湘西的途中。何键奉命下达新的“追剿”计划:以一部兵力会同桂军尾追红军;命令贵州王家烈以有力军事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挡红军西进贵州;集中湘军主力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前后围歼红军。面对新的形势,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博古(即秦邦宪)、李德仍然不肯改变他们的行动计划,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有可能钻进蒋介石设置的口袋,中央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挺身向中央建议:放弃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12月12日,在占领湖南通道城后举行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阐述了去贵州的主张,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去湘西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领导的赞同。
12月14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进军方向问题。李德仍主张将红军折入黔东,然后北上湘西。毛泽东坚持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断然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张闻天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同意中央红军由黎平西进,渡乌江而深入贵州,放弃北去湘西的原定计划。于是,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红军向遵义西北前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后,12月19日,中央军委立即作出了中央红军转向西进的行动部署,向遵义地区进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