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导报》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学生报纸，1944年12月22日在重庆创刊，复旦大学等大中院校学生主办。抗战胜利后，该报发行上海航空版，自1946年5月起同时出版重庆版和上海版，1947年6月被迫停刊。从创刊起她就把宣传的根本任务定为将正在兴起的学校民主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使它成为学运的火种与号角。但后来世人方才知道，当时在复旦大学执教的甘祠森不仅为该报的创办奔走斡旋，而且还在经费周转、稿件组织、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都给予全面支持和帮助。
甘祠森（１９１４－－１９８２）原名永柏。四川万县人。１９３５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商学院银行系。曾任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员、会计主任，重庆大学、求精商学院教授。１９４４年任《中国学生导报》发行人，参加筹建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任总会理事。１９４５年参加筹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中央干事会干事、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建国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厅长，监察部司长、部长助理，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和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逝世后，中共中央根据其生前志愿，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著有《现代金融论》、长篇小说《暗流》、诗集《第一颗星》、散文集《涵泳集》等。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作为民主运动堡垒之一的复旦大学(指1937年底由副校长吴南轩带领迁到重庆的那部分)已暴露身份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运动骨干为安全计,在南方局的指示下撤离。留下的地下党员也隐蔽起来,暂时停止活动。刊物《诗垦地》也已停刊。反共寒潮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1942年底,在巨型壁报《文艺垦地》的启示下,张天授、李本哲、戴文葆等人以民俗语学会的名义成立了“夏坝风”社,出版了壁报《夏坝风》。创刊号上李本哲撰写的发刊词,张天授研究歇后语的文章,以及后来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现实意义的学术文章,均引起严肃思考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同学以至教授们的注意。1943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作为民主堡垒之一的复旦大学,已不是《夏坝风》的一星火花,而是显示出一派勃勃气象,学术讨论会,新闻晚会、文学晚会、“战争与和平”讲座接踵而至。新闻馆在建设,壁报社团也纷纷成立。至1944年春,壁报已达27种,除《夏坝风》(张天授、李本哲主编)及其副刊《文学窗》(束衣人等主编)外,如《政治家》(孙务纯、茅祖本、戴文葆主编)等,颇受学生欢迎,吸引了很多读者。形势的发展使斗争形式有了进一步联合的必要。《中国学生导报》正是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创办的。
1944年7月4日下午,复旦大学约30名学生在夏坝嘉陵江畔的“江风”茶馆举行了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大会,正式开始筹办《中国学生导报》。成立会上选出了干事会,组建了编辑部、经理部、推进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四个办事机构。总干事杜子才,编辑部负责人戴文葆、施旸,经理部负责人吴景琦、刘宗孟,推进委员会负责人陈以文,财经委员会负责人陈其福、王兰骏。“中导社”成立伊始,便得到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具体领导,并得到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领导的指示,这无疑增强了“中导社”成员的信心与勇气。
当时,国民党对报刊控制很严,在重庆办报刊,必须经中宣部批准,内政部登记。登记时必须有两个人出面,即发行人和编辑人。
当时,由在复旦任教的张志让介绍,约请当时重庆三民主义同志会负责人———在重庆大学执教的甘祠森担任发行人。甘慨然应允,并立即为《中国学生导报》获得批准、登记而奔走。甘祠森先找到邵力子,因邵是复旦老校友,又曾任过中宣部长。邵说中宣部的事他不过问,但可以写介绍信让甘祠森去找也是复旦老校友、时任中宣部主任秘书的章渊若。章是一个十分圆滑的官僚,甘祠森两次找他都未果,使得甘祠森十分生气。最后,甘祠森通过老朋友关系找到中宣部新闻处长马星野。马虽是CC分子,却不像章渊若那么圆滑,当即一口应允,没几天就顺利解决了。在中宣部办好手续后,又从内政部领取了登记证。1944年12月22日,《中国学生导报》创刊了。这天出版的《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右上方刊登了一个醒目的广告:《中国学生导报》出版了。
作为发行人,甘祠森对《中国学生导报》在经费周转、稿件组织、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都给予全面支持和帮助。沈钧儒、史良、邓初民、张志让、洪深、潘震亚、章靳以等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史良还在经济上给以较大帮助。甘祠森还托何其芳、叶以群代约一些知名作家为《中国学生导报》撰稿。即使在以后日益险恶的环境中,甘祠森仍然坚决承担发行人的名义,毫不动摇。
编辑人请的是复旦大学四四届毕业生廖毓泉,因他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但政治态度又比较开明。他虽未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的实际工作,但对《中国学生导报》出刊后的政治方向和随之而来的风险,从未有过异议。廖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通过筹集、募捐、预订款以及创刊不久便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每月拨给5万元的出版经费,加上上层民主人士的捐助,经费基本上得以维持。李湜把他市区的住处作为《中国学生导报》的公开地址,解决了市区的办事和联络人员及处所的问题。这在当时是承担着极大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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