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钱复、陈履安、沈君山，在1960、1970年代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红遍半边天，时人称之为“四大公子”。
连战在大陆也已是知名人物了。其祖父连横为晚清民初一代大儒，早年加入同盟会，著有《台湾通史》。连战之名就是得于祖父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致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其父连震东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曾任台湾省“建设厅长”、台湾当局“内政部长”等职。
连战于1946年随母赴台，1953年考入台湾大学政治系，195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65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1967年在美国任教。1968年，连战返回台湾任教，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暨政治研究所主任。1975年，连战步入政坛，出任台驻萨尔瓦多“大使”。随后步步高升，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工作会主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台湾省政府主席”。1993年，当选国民党副主席，同年出任“行政院长”。1996年当选“副总统”，并一度兼任“行政院长”。2000年３月，连战作为国民党候选人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落败。
国民党下野后，李登辉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之职，连战当选为国民党主席，2001年连任国民党主席，两次得票率都超过90％。连战执掌国民党后，对国民党进行了创党以来的第三次党务改造，同时积极推动与亲民党、新党合作，形成了泛蓝阵营。 2004年３月，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搭档，再度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微弱差距落败。在当年12月的“立委”选举中，泛蓝阵营赢得“立法院”的过半席次。
在两岸关系上，连战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致力台海和平。在其党魁任内，国民党倡议并推动了两次台商春节包机，指派副主席江丙坤率团于3月底至4月初对大陆进行了参访。在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取得成功后，连战随即决定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于2005年４月26日至5月3日，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大陆。４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与连战举行会谈，就促进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两党交往事宜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这是两党自1945年重庆谈判后再度举行的最高领导人会谈。会谈后，胡锦涛与连战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两党共同体认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与往来，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有助于消弭隔阂，增进互信，累积共识；和平与发展是２１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
2005年８月，连战在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荣誉党主席。
钱复是前台湾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的儿子。于台大政治系毕业后，赴美深造，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回台湾之后，曾担任“行政院”秘书，为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做英文翻译，后由陈诚夫妇引介给宋美龄，宋亲予英文面试，认为钱复的英文能力甚为突出，遂成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此外，钱复历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务。
按照钱复的父亲、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的考证，钱塘（今杭州）钱氏之源流，可上溯到骆宾王。骆宾王乃是“初唐四杰”之一，随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一纸《讨武曌檄》有雄兵百万之势，“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更是千古名句。然而兵败之后，骆宾王不知所终。其后世入赘钱氏为婿，从此便改了姓。或者骆宾王“孤臣孽子”的命运，隐隐然书写进后世的血脉之中，为这个家族在每个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埋下伏笔，并从钱复家族的百年历史中得到昭示。
抗战期间，钱复的祖父钱鸿业，在日伪派特工暗杀了郁达夫的胞兄、时任上海特区法院刑庭庭长的郁曼陀之后，开始代理院务。当时，占领了上海的日寇不断要求接收租界法院，都遭到坚决抵制。日寇野心不灭，对钱鸿业的威胁恐吓从未间断过。为了保证钱鸿业的人身安全，其左右多次劝说他进出乘坐避弹汽车。然而钱鸿业心中毫无畏惧，视日寇的威胁为无物，依旧每天乘人力车上下班。1940年的7月29日中午，在下班回家午餐的路上，钱鸿业遭日谍暗算，连中四弹，均在要害。车夫急忙将其送到家中，但已经血流如注，无法救治。儿媳张婉度痛哭失声，钱对她说：“我是法官，眼看国家将亡，我死不足惜，你们是学科学的，将来要报效国家。”这也就是他的遗言了。
钱鸿业只留下一个独子钱思亮。按理说，独生子在旧式家庭里应该是十分受宠爱的，但钱鸿业对他的管教却特别严格。钱思亮小时候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卧床很久，不能上学，只好在家请老师补习，尽管生性沉默，但聪敏好学，老师们都目为天才，父母却极少给他夸奖，怕他骄傲。钱思亮到南开上初中的时候，看到其他许多同学都有自行车，于是央求父母也买一辆给他。可是钱鸿业认为骑车对他的健康不利，不同意买，钱思亮失望之余，就嘟囔了一句，“我长大了以后赚了钱，自己买一辆车。”他妈妈听到后，狠狠打了他一顿，理由是小孩子不许太狂。1927年9月，钱思亮十九岁，奉父母之命与张婉度女士结婚，按照官方传记中的说法，钱太太“淑慎温恭，上事重堂，相夫以道，课子有方”，乃是标准的贤妻。结婚的同时，钱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由于天资甚高，钱在清华读书十分轻松，还利用多余的时间学习了俄、法、德、日四国外语。大儿子钱纯、二儿子钱煦也先后在他念大二和大四时出生。
同年9月，钱思亮同吴大猷等人一起赴美留学，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他在美国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情，一是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这给钱思亮极大的刺激，使他读书愈加发愤；二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带去的公费和家中的补助全部存在银行里，结果银行倒闭，所有的钱全部泡汤。幸好当时美国政府做了特别的安排，规定外国留学生在国内接济尚未收到前，可领取每天1美金的生活费。当时的1美金，购买力相当强，钱思亮回忆，靠美国政府的生活费，他每天可以吃两顿肉。
拿到博士学位后，钱思亮于1934年8月回国，受聘为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普通化学，同时在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三儿子钱复也于次年出生。在故都的三年时光，是钱思亮一生中最舒适最幸福的时光，他一个月的收入超过了600块银洋，而此时一块银洋就可以买6斤好猪肉，可以请客吃一顿涮羊肉，可以看一场梅兰芳主演的京戏。
钱思亮是一个认真、严格、负责的老师，他学识广博，讲课也很有艺术，所以深受学生的爱戴。对他所执教过的学生，即使在事隔多年之后，钱思亮仍能准确地说出学生的姓名和学习成绩，这样的细节，常常让学生们感动得流泪。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被迫南迁，钱思亮随同前往，任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教授。次年春，该校又迁往云南昆明，钱思亮受聘为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钱思亮也被联大师生公认为以教学质量著称的七教授之一。
抗战胜利、北大复校之后，钱思亮回到北大任教，并兼任化学系主任。钱与校长胡适私交极好，深得信任。而钱复因聪明乖巧，也极得胡适和被小孩们称作“胡婆婆”的江冬秀的喜爱。钱思亮夫妇去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府做客，便常带上尚是初中生的钱复。当长辈在袅袅茶香中倾谈之时，钱复便一头扎进胡适的书房，将自己沉浸在阅读的喜悦里。胡适有整整五大间书房，几万册书，其中尤其藏了不少旧小说，让少年的钱复痴迷得不能自拔。
1949年1月，钱思亮应台大校长傅斯年的邀请，携全家五口赴台，任化学系教授兼教务长，并曾一度代理理学院院长一职。应该说，钱思亮晚年最重要的经历，就是担任台大校长。钱思亮掌校，秉持“无为而治”的方针，后人评价说：“回顾他的一生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相较他离开后，不几年间，台大所发生的政治风风雨雨，不禁令人发觉，他最大的特别，可能就在于他的毫不特别。”在十九年台大校长期间，除了扩充学系、研究所和博士班的规模，他极少对台大既有的东西作任何重大改变。傅斯年将北大的自由、反省、批判风气带进了台大校园，而钱思亮以他的无为和包容，护持了这份源自北大的气质和尊贵的传统。
钱思亮一辈子最大的功绩，除了为台大和“中央研究院”所做的贡献外，或许就是他培养出了三个了不起的儿子。长子钱纯学经济，曾担任“财政部长”，乃是台湾经济起飞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次子钱煦学医，其研究领域与血流、血压对脉管的影响有关，专业上成就卓越，享有很高的声望，197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年又受命创建UCSD的生物工程系，后该系升格为研究院，学术水准位居全美前列。
当然，知名度最高的还是幼子钱复，他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来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在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钱复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很不讨家里喜欢。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哥哥，钱母一直盼望生个女儿，所以生下钱复不免失望。而在他出生前后，家里的祖母和外祖母先后去世，钱母也因生产的后遗症住院，所以一家人都对这个“小灾星”另眼相看。他童年时代正值国家危难，跟着家人辗转奔波，吃尽苦头。不过，这个家族遗传的聪明智慧，在钱复身上一览无余。幼年时的他就掌握了多种方言，也因用宁波话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交谈而得到翁的喜爱。
钱复自小就读于名校。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上海时就读的初中“大同二附院”，后来改名为五四中学。这所创建于1912年的学校文化底蕴深厚，包括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际设计大师贝聿铭、漫画家华君武以及18位两院院士都是其校友。钱其琛任外交部长时，钱复也在对岸任“外长”，师兄弟二人“交手”之余，或许心头别有一番滋味吧。
钱复的青年时代是一帆风顺的，出身名门、才华过人、外表出众，几乎被所有的光环笼罩。而他从台大高才生到耶鲁博士，从当选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到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翻译，其间似乎没有任何悬念。
钱复从蒋经国主持所谓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初始，积极参与该组织的各项活动，并且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而蒋经国成立“救国团”的目的，就是为自己日后掌权准备人才。后来，钱复很得意地回忆说，在“救国团”的活动，“展开了我追随他三十多年的序页”。接上了蒋家的人脉，自然就为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今日仍在台湾政坛上活跃的马英九、宋楚瑜，当年都曾在蒋经国身边做过侍从翻译—需要特别补充的是，钱复与马和宋都有极深的渊源。他在台大兼课时最器重的学生就是马英九。马英九后来到哈佛留学，也得到了他的许多关照，钱对马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楚瑜的发迹与钱也有莫大干系，那时候蒋经国需要找一个英文秘书，钱复马上就推荐了宋，而且专门到美国找到宋，把他送进了“总统府”。
“救国团”还给予了钱复额外的美好际遇：他在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叫做田玲玲的漂亮女生，并与之结为夫妻。在蒋经国刻意栽培下，钱复的仕途相当顺利，从“新闻局长”扶摇直上，并于1982年被任命为台湾“北美事务协调会驻美代表”。在华府活动了6年时间，他竭尽所能，在华府建立了深厚绵密的关系。到他离任时，《洛杉矶时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中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钱复可能不是大使，但是他对于华府的一切和如何运作的了解，以及所掌有的影响力，远超过华府百分之九十八的大使”。
在蒋经国时代，钱复最了不起的大手笔，就是劝说蒋“解严”。这件事情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命运。
1986年3月，钱复从美国返台后曾到中山楼与蒋经国长谈。他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将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就不再对台军售。
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复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也看到，结束“戒严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结果，“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看起来，蒋经国虽然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因为钱复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复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可能不认真考虑。四天后，他又召见钱复。再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复的提议终获采纳。紧接着，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钱复在蒋经国时代，处于相当特殊的位置，尽管他远在美国，但他的言行举止，都代表着台湾政坛的风向；他的意见，也总能“上达天听”，影响蒋经国的决策。 不过，钱复本人也深深地认识到，“形势比人强”，无论他如何长袖善舞，也逃不过“外交”失败的命运。他目睹了蒋家政权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他的名字始终不能被列在华盛顿的外交官名册之中，也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白宫和国务院。他耗尽了心血，却还是被讥为“断交部长”。在历史的趋势面前，他只能发出“微臣无力可回天”的悲叹。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钱复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清高，和台湾政坛的风气格格不入，免不了被人认为是恃才傲物；他处事谨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他决不愿意为了权位折腰。所以蒋经国去世之后，他虽仍然保持了尊荣的地位，而且一度得到李登辉的重用，但最终与李交恶，逐渐排挤出权力中心。
李登辉继任“总统”之初是非常重视钱复的，钱复不仅有美国的背景，而且在岛内没有权力基础，不会对李构成威胁。于是1990年，钱复当上了“外交部长”，但随着李登辉的“台独”倾向明显，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1995年，李登辉执意访美，钱复极力阻止，认为会破坏两岸关系，结果大大得罪了李登辉。当年12月，钱复又在“外交部”年终记者会上称：“外交政策”只是当局政策的一个环节，而大陆政策关系到台湾未来走向，其位阶应高于“外交政策”。这番话让正在极力搞所谓“务实外交”的李登辉无法忍受，很快把钱复发配到“国民大会”当“议长”。“国大会议”结束后，他又被提名为“监察院长”。按规定，“监察院”官员须超然于各党派之外。于是，钱复脱离国民党，在这个毫无实权的冷衙门里，昔日意气风发的“外交才子”终于一天天地老去了。2004年“3·19事件”发生，主持对该事件的真相调查成为他的告别演出。
陈履安，则是陈诚公子，更是蒋介石夫妇意欲不次拔擢的青年才俊。陈履安高中毕业即赴美深造，毕业于美国一流学府麻省理工学院，继而获得纽约大学电机系硕士、数学系博士学位。学成后，曾短期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1970年返台。1970年8月，应王永庆之邀，返台出任明志工专校长，只有33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大专院校校长。未久建成模范学校。1972年调任"教育部"专科职业教育司(后改名为技术及职业教育司)司长，两年后转任台湾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77年回任"教育部"常务次长，翌年升任"政务次长"。1979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革新党务。同年底擢升中央党部书记长，推动"政党外交"，设立"国际关系室"，与郑心雄等有"洋务派"之称，遂为国民党新生代政客骨干人物。
1984年6月改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台湾科技发展事务，设立"新政建设基金会"与"农业发展基金会"，制订"国家长程科技发展计划"， 专设杰出研究奖助费，鼓励科学研究。1986年3月当选中常委，参与中枢决策。1987年8月受命负责教育革新事项。1988年7月执掌"经济部"，主持台湾经济事务。这年台湾军费开支为53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108亿美元，五年内翻了一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海湾战争对于台湾军方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国防部长"陈履安指出，海湾战争有许多地方值得台湾借鉴，海湾战争结束后，台湾军方加紧发展"国防"科技，更新武器装备，以提升战力。阻止大陆武力进攻。
1989年，成立了由台湾经济女强人郭婉容、四大公子中的三人陈履安、钱复、连战等官员组成的"重返关贸总协定策略小组"。1990年春，国民党高层政潮，陈履安投身非主流派阵营，公开倡言"内阁制"，企图遏制李登辉的权力扩展。是年6月入主"国防部"。推动国民党军队"国家化"。
1993年出任"监察院长"。1993年到1995年期间，陈履安每年要演讲200多场，呼吁净化人心。他甚至捐出所有家产，放下一切身段，潜心修行。1996年陈履安提出"救中国、救人心"的理念，走遍台湾全省。深入民间，为百姓祈福行脚。
2001年1月6日，陈履安到台北市大安区国民党党部，完成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手续，并缴交1万元的党费，正式返回国民党。他的夫人曹倩以前不是国民党党员，今日也一起加入。陈履安呼吁台湾人民应主动投入、参与政党，藉以了解政策，由内部推动改革的方式"自救、融合"。同年7月，陈履安重炮抨击台湾当局不能有效的处理台湾的经济问题，也不能将两岸关系引向一个健康发展的途径。
沈君山，则是“四大公子”当中才气横溢、早年最受台湾传媒青睐的一位。他的父亲沈宗瀚，曾任职农复会主任委员，在农业科技及农业经济等领域，贡献卓著。沈君山于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深造，获得该校物理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太空总署太空研究所、普度大学等学术机构。
沈君山不光学识渊博，更是琴棋书画，动静皆宜，样样精通的全方位才子。大学时代，他是台大足球队队长、篮球队队员，留美期间，赢得美国围棋冠军，曾经代表台湾赢得两次世界桥牌赛亚军，接连7次担任“国家级”桥牌选手，并获选“十大杰出青年”荣誉。1973年回台湾，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不久，蒋经国任命其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李登辉当政时挂冠辞官，于1993年至清华大学任教，隔年出任校长，至1997年退休。 |
发表于 2008-9-9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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